提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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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时间是否真实存在，无论哲学科学怎么界定，在法文化领域，时间都是一种特殊存在，是人类认知生命的首要标准，是生产繁衍的线性链条，更是享有生命尊严和各项权利的客观标尺。
有人认为，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时间。所谓时间，无非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想象或假象，最多也就是人为设计的计量单位。日升月落产生的黑白交替和细胞裂变，让人感觉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寒来暑往又一年，说到底无非就是地球和日月的相对运动而已。
但从法文化角度考察，时间不仅是一种制度性存在，还是人类据以测量标注、鞭策激励生命的动力机制。
时间对人的法律意义有三：
第一，时间是保护生命的刻度。无论是罗马法，还是中国法，对人的生命保护都与时间息息相关。比如传统法律主张，生命始于受胎。胎儿在母体内，就开始受法律的严格保护。罗马法赋予其自然法意义上“人”的资格和生命权利。乌尔比安认为，如果孕妇为了堕胎，故意对自己身体施加暴力，导致胎儿生命终止，行省长官应当判处其流放之刑。同样，如果孕妇死亡，在取出腹中胎儿前禁止埋葬，否则就“熄灭了一个生命的希望之火”，构成严重犯罪。
古代中国更是将胎儿视为一种独立的生命个体。依《唐律疏议》，孕妇求医，医生故意不依方配药，导致胎儿死亡，那是故意杀人，最高刑是死刑；如果不小心，也是过失杀人，两年半徒刑。即便孕妇、胎儿都没事，医生也要杖六十。此外，唐律还严厉禁止对孕期妇女进行拷讯，如违法拷讯导致孕妇受伤，比照斗殴杀伤论罪；如果导致胎儿死亡，比照过失杀人论处；即便孕妇犯下不可饶恕的死罪，也要生下孩子百日后才能行刑。为什么会这样规定？清代著名律学家沈之奇的解释很有人情味：产前不行刑，是为了保护胎儿；产后百日行刑，是因为母亲哺育三个月后，婴儿才能够有效延续生命。
第二，时间是标注权利的节点。《民法典》第十六条规定：涉及遗产继承、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，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。这里所谓“视为”，就是法律上的“拟制”，就是一种假设-因果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胎儿生下来是活体，那他在母体里的时候，就算是“人”了。
这种拟制首次让胎儿获得了可能的法律地位，是中国民事立法的重大进步，代表了《民法典》可贵的生命立场。前《民法典》时代，《民法通则》没有界定胎儿的法律地位，只是技术性地确立了胎儿向婴儿转换的标准：出生。所谓“出”，是指脱离母体；所谓“生”，是具有独立的生命体征。但这个标准在价值上和逻辑上都存在问题：价值上，胎儿只要还没脱离母体，那就不是民法上的“人”，不享有独立的法律人格；逻辑上，既然不是“人”，也就不享有法律人格，不受法律的强力保护。
这种逻辑和价值还直接影响到原《继承法》第二十八条。该条规定：遗产分割时，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。粗看之下，该条和《民法典》第十六条似乎没有什么不同，都要求胎儿出生落地才享有权利。仔细考量，这两个法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：《继承法》采用的是财产预留模式：遗产分割先留一份，胎儿出生，变成了“人”，就享有遗产继承权。《民法典》则采用的是人格赋予模式：胎儿只要活着脱离母体，在娘胎里就已经成“人”了。换言之，按《继承法》模式，胎儿出生后才算是“人”；而按《民法典》模式，胎儿没出生落地前，就算是“人”了。
第三，时间是导引人生的节拍。时间见证着生命细胞的裂变，记载着孕育、成长、衰变、再生的自然规律。所以，到了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，人类都会通过仪式化的行为进行纪念、庆祝，形成节俗。按照西晋周处《风士志》的记载，从年三十入夜，家家就开始烧起红彤彤的年火、庭燎，一家老幼男女，人人到场，鸡鸭鱼肉，样样俱全，开始喝酒。这酒就是有名的屠苏酒。喝酒的顺序很有趣：不是从长辈开始，而是从最小辈开始。为什么这样？古人认为，年轻人每长一岁算是增岁；而老人每长一岁，日少一日，年少一年，只能算是减岁。
这既是对自然生命力的真诚敬畏，也是对后辈子孙的殷切祝福。所以，即便在技术条件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，比如中古的突厥族，宋代的女真族，也会通过草木枯荣方式记载年龄。你问一个骑马少年多大了，他会说见过15回草青，也就是15岁。
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时间对生命节奏的精准把控。北方人一般用虚岁计算年龄，而这虚岁不是一岁，而是两岁。翠花芳龄28，还没结婚。按照东北习俗，一到春节，爹妈就会催婚催嫁，因为她已经满30了。这多出的2年怎么算出来的？一是新年增岁加一岁，娘胎十月还要加一岁，所以28岁就变成了30岁，芳龄就成了大龄，翠花瞬间就会压力山大。
此外，时间还控制着人类的行为偏好。比如岭南地区有“盲年无春”的说法，这样的年份都忌讳婚嫁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禁忌？因为，所谓的盲年，是指没有立春节气的年份。但在广府文化圈，按照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的记载，“春”不仅仅是指立春，还特指生命的本源——卵或者蛋。按照民间信仰，这样的年份结婚，不可能生下后代。如果确实想逆天改命，非嫁不可，那新娘子就得随身携带一大袋熟鸡蛋，一下花轿，就把鸡蛋撒向人群，人群高喊欢呼“新娘生春”，于是万事大吉，子孙绵绵。
质言之，无论时间是否真实存在，无论哲学科学怎么界定，在法文化领域，时间都是一种特殊存在，是人类认知生命的首要标准，是生产繁衍的线性链条，更是享有生命尊严和各项权利的客观标尺。
（作者：刘云生 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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