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一则“阴阳判决”的新闻引发关注。原告马军在一审民事判决书下达多年后，意外发现另一份大同小异、但小异之处很关键的“原始判决书”，引发“阴阳判决”的争议。
这两份判决书均由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法院作出，案号同为（2016）皖1126民初2325号，但时间却相差两天：其中一份作出的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（“阴判决书”），另一份为2016年9月28日（“阳判决书”）。原告马军发现，“阴判决书”中“被告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石英石17123.43吨”的表述，却在“阳判决书”中删除了。
原告在调取卷宗后认为“阳判决书”的签发人、时任法院民二庭庭长桂斌修改了判决书，他也向凤阳县有关部门举报了“阴阳判决”一事。从凤阳县纪委的“接访笔录”来看，原告方认为“原本法官作出了合法的判决，但是有人横插一手，干预了之前公正的判决”，同时，桂斌在实行庭长签发制度时，确实曾经建议审判员丁伟修改判决书；桂斌本人则称，“阴判决书”系草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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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可知，这起纠纷的原告方是“洪武集团凤阳县金盾运输有限公司”，被告方则是“台玻凤阳硅砂有限公司”与“台玻安徽玻璃有限公司”，案由是“借用合同纠纷”，最终生效的判决书是“阳判决书”。原告公司在一审判决之后不服并上诉，但2017年3月3日滁州中院的民事裁定书（案号（2017）皖11民终36号）显示，原告已经撤诉。
原告公司发现“阴阳判决”之后，又于2020年申请了再审。2020年8月24日滁州中院的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（案号（2020）皖11民申48号）裁定“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”，终结了原告方的再审申请。
本案的最新进展是，凤阳县法院2022年2月16日作出了民事依职权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（案号（2022）皖1126民监1号），“该判决确有错误，应予再审”。也就是说，本案在经历了一审判决、上诉撤诉、终结再审的反复之后，原告方再审的申请仍然得到了法院支持，这也印证了凤阳县纪委接访笔录中“绝不认同和姑息这种领导干部违法案件的情况”的说法，案件已经进入了再审程序。
判决书出现乌龙或瑕疵并非孤例。2021年，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法院就曾在一份判决书中误将“江苏省南京市”写为“安徽省南京市”，不过这只是文字性错误，对判决结果没有影响，法院出具补正裁定书即可弥补失误。而在本案中，“阳判决书”删掉了“阴判决书”中判给原告1.7万余吨石英石赔偿的一项，在实质上影响了判决结果。
本案的焦点在于，“阴判决书”究竟能否算是“草稿”，桂斌借由庭长签发制度对判决书的介入是否合理合法，一审判决的法官又是否独立行使了审判权。
法官法第八条规定，法官“依法审判案件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”。最高法2015年9月21日发布《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，在“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”一节中也规定，“独任法官审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书，由独任法官直接签署”。
本案一审属于独任审理，并非合议庭审理。从媒体报道上传的图片来看，无论是“阴判决书”与“阳判决书”，其审判员都是丁伟；然而，删掉一项赔偿的“定稿”又是签发人桂斌的“建议”。审判权的行使主体既然是丁伟，那么“阴判决书”已经盖章就可生效；而“阳判决书”明明已是签发人桂斌“建议”之后的结果，判决书上却无法体现这一点。
上述意见还规定，“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以外，院长、副院长、庭长对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”，而本案只是“借用合同纠纷”的民事案件，并不符合“审判委员会只讨论涉及国家外交、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，以及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”的要件。因此，本案中桂斌以“庭长签发制度”作出的“建议”，存在侵犯审判员独立审判权之嫌。
同时，桂斌的行为也带来了审判责任中权责不统一的问题。
最高法意见明确了“法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，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”的“终身负责制”。独立审判权与终身负责制互为表里，符合权责统一的原则。在本案中，两份“阴阳判决书”中的审判员都是法官丁伟，改动后的“阳判决书”却体现了民二庭庭长桂斌的意志，由此造成了丁伟“权小责大”的现实。如果丁伟要因此而对审判责任“终身负责”，显然有违权责统一的原则。
因此，本案的“阴阳判决”显示的不是判决书的文字性错误，而是颇有“实质性错误”的嫌疑。法官的独立审判权遭遇侵蚀，庭长存在滥用权力的嫌疑，同时不利于完善审判责任制。当地法院理应在再审过程中纠正这些错误，完善司法责任制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王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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