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妈,我这回真栽了,公司资金链断了,欠着一屁股债,估计还得倒贴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十秒钟,连冰箱压缩机启动的嗡嗡声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那天是周三晚上,我刚结束一个跨国并购的尾款确认,银行卡里的数字刚好跨过千万门槛,手里还端着杯刚冲好的黑咖啡,苦得舌根发麻。
我靠在落地窗前,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晚高峰,语气尽量放得沉重又疲惫:“爸那边你先别急着说,等我想想办法,实在不行,我把城南那套小公寓挂出去抵债,以后可能得回来蹭吃蹭喝一阵子了。”
我妈在电话里叹了口气,声音不大,却透着一股老太太特有的倔强:“行,钱没了再挣,人没事就行。你爸要是问起来,我就说你出差信号不好。”
挂了电话,我把咖啡杯往茶几上一搁,整个人陷进沙发里。
说实话,我这辈子很少演这么蹩脚的戏。平时在谈判桌上,跟那些老狐狸算计几千万的估值,我眼皮都不带眨一下;可对着我妈说“破产”两个字时,我心里居然有点发虚,甚至生出一种莫名的愧疚——好像我真把日子过砸了一样。
我为什么这么干?得从我这几个哥哥说起。
我家四个孩子,我是最小的,也是最不起眼的那个。大哥在老家县城开一家五金建材店,二哥在邻市做二手车倒腾,三哥跑长途货运,自己买了两辆半挂车。这几年我虽然在外面混得人模狗样,年薪看着吓人,可家里人对我始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。
逢年过节回去,大嫂二嫂嘴上说着“老四真有出息,在大城市挣大钱”,转头却总爱拿我和几个哥哥比。大哥觉得他当年供我念书出了力,二哥觉得自己跑市场吃苦受累才叫真本事,三哥话最少,可每次喝酒喝多了,总爱拍着我肩膀说:“老四,哥几个在外面干脏活累活,你坐办公室吹空调,挣的钱也不容易,别忘了本。”
时间长了,我发现大家跟我说话,都带着一层客套的滤镜。他们默认我是那个“不差钱”的人,家里有什么事,哪怕是邻里纠纷、亲戚借钱,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我;可真到了要掏心窝子、要互相帮衬的时候,我又像是个局外人,被架在那个“年薪千万”的高台上,下不来,也融不进去。
我想看看,如果我什么都没有了,甚至还背了一身债,这几个哥哥会是什么反应。
周四那天,我照常去公司开会,批文件,中午和团队吃了个简餐,下午还顺手把下个月的房贷和物业费提前转了账。晚上回到家,屋里安静得只听见空调出风的声音。我特意把书房里几件显眼的摆设收进了柜子,换上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卫衣,坐在客厅里等消息。
那天晚上,群里很安静。
周六上午,我妈发来一条微信,只有几个字:“你哥几个知道了,别管他们,你好好休息。”
我看着那行字,手指在屏幕上悬了半天,没回。
周日那天,外面阴沉沉的,刮着风,树叶被吹得哗哗响。下午两点多,门铃突然响了,不是那种急促的敲门,而是很沉稳的三声“叮咚”。
我透过猫眼往外看,愣了一下。
门外站着三个人,清一色穿着深色外套,脚边放着几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和纸箱。最前面的是大哥,脸上带着常年跑建材店晒出来的黑红,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,里面露出一截腊肉和几个红薯;中间是二哥,穿件夹克,背着个双肩包,眉头皱得像个川字;最后面是三哥,身材高大,穿件厚棉袄,手里提着一箱牛奶和几瓶酒,眼神往门缝里瞟了一眼,又赶紧收了回来。
我深吸一口气,拉开门。
“哟,老四,在家呢?”大哥先开了口,嗓门大得震得走廊声控灯都亮了一下,他侧身挤进玄关,把腊肉和红薯往鞋柜上一放,“听说你出事了?妈说你资金链断了,欠了不少?”
二哥跟着进来,顺手把门带上,上下打量了我一遍,目光落在我那件旧卫衣上,嘴角撇了撇:“我说你小子,平时穿得人模狗样的,这回栽跟头了吧?早跟你说了,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资本运作,实实在在干点买卖比啥都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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